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的(3)

如何解决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政出多门、多头执法”，以及在行政执法办案期限、处理处罚标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政府的行政执法能力、效率和公信力，寻求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统一标准，就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为此，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5〕仅2010年一年时间，知识产权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28个单位新制定、修订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44 项，出台并实施主要政策措施112 项，开展执法行动35 项。可参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

行政法学理论认为，政府的权力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没有绝对的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第二，也是必然的结果，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滥用’一词并不当然具有坏意、恶意这样的贬义。政府部门可能会像其他人一样容易误解他们的法律位置，同时，他们所实施的法律通常是复杂和不明确的，所以滥用权力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法律提供各种方法去制止滥用尤为必要。”〔8〕前引〔7〕，威廉·韦德书，第5页。

权力滥用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也是引发公众不满、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法国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在其1748年出版的政治哲学著作《论法的精神》，英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家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勋爵在其1887年出版的著作《自由与权力》中，都有关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精辟论断。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希冀通过制度制约权力，达到权力的制衡，实现法治的目标。

（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是行政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法律规范多而分散，案件类型和执法机关及行政相对人多而复杂。我国约有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来执行。执法主体多、范围领域广、行为数量大。〔9〕《严格规范执法保护当事人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在依法治国和法治原则的语境下，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需要法治资源的足量供给和强力支持，而其能否得以有效实施，则须仰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从宏观上来讲，确立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首先应当以“准立法”的形式规范案例指导制度，亦即将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成文化”。

按照严格意义上的两大法系划分理论，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行政执法的依据是我国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此所谓“依法行政”是也。“依法行政，或称行政法治，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理念或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在于行政机关和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必须依法行使行政权或者从事行政管理活动。”〔10〕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从法律的规范性作用来讲，如果没有事先对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各项内容进行规范化，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只能根据行政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省市一级的行政机关还可以依据地方性法规去执法。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成文化、规范化，能够使案例指导制度更具有指引性、稳定性、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

从我国立法体制来看，我认为，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成文化、规范化的途径以部门规章更为适宜。我国《立法法》第80条规定：“ 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部门规章的位阶在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下，但也是畅行全国的“法律”。确定了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规范化案例指导制度这个大方向之后，还需要按部就班地处理行政案例的归纳、遴选、发布主体、适用规则等等微观细节上的问题。

随着201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的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局现在的职权范围包括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管理业务。就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指导性案例的遴选与发布而言，应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主体，著作权行政执法案例的遴选与发布，则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部门承担，或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部门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互商后联合发布。这种安排能够保证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便于全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的贯彻执行，利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的统一。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9年4月24日发布的《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试行）》即为推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有益尝试。

文章来源：《中国司法鉴定》 网址: http://www.zgsfjdzz.cn/qikandaodu/2021/0627/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