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的(4)

为了配合《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试行）》的执行，进一步加强专利权保护，提高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的效率与水平，2020年4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撰写出版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细化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办案程序和实体标准，规范行政裁决办案工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地保护当事人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但是，考虑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复杂性，我们不能对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律适用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

二、知识产权司法

知识产权是私权，〔11〕来自TRIPS，有的版本将该句翻译为“知识产权是私有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private rights）。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的属性，财产权是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财产权纠纷应当通过司法解决，司法的主导和终局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模式，行政保护应当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适当补充。

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引领全球一盘棋，世界各国遵循WTO的规则从事国际贸易，各类市场主体根据域内法和域外法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参与市场竞争。由GATT 进入WTO时代，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传统商品贸易依然发达，但对于人类的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产权贸易，已然超越了传统的商品贸易，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目前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贸易战，多以知识产权为导火线，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延续到今天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此外，在我国“入世”后不久的2002年发生的DVD事件，发达国家的3C 和6C在专利制度的运用上，给我国政府和企业界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DVD事件所彰显的知识产权武器的强大威力再次震撼了国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异常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外数量庞大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给我们的巨大压力等等，使得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创新是唯一出路，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笔者相信，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够像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这样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

（一）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本世纪以来，不仅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就知识产权问题联合发文，反复强调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给各级政府的知识产权工作层层加码，司法机关也一直在努力为司法改革提速，并且坚持不懈地就知识产权司法标准的统一问题探索体制机制创新之路。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根据该决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分别于当年的11月6日、12月28日和12月16日成立。2020年12月31日，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是知识产权法院的新成员，是我国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又一成果。

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成立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激发社会创造力，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其二是提升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质效，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为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其三是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接轨，扩大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力，树立我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国际形象。

北上广三个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审理了一批具有规则意义和社会影响的重大知识产权案件，在提升审判质效、统一裁判尺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改革的另一件大事是2019年1月1日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该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其职责是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肩负着进一步统一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裁判尺度、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提供司法保障的重大使命，通过实现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为把我国建设成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有关发明、实用新型、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二审，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直接审理。该规定于2019年1月1日开始施行。

文章来源：《中国司法鉴定》 网址: http://www.zgsfjdzz.cn/qikandaodu/2021/0627/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