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传媒与司法良性互动的重构(2)

以往传媒与司法互动成功的案例有一些共同因素，通过李某案为代表来看，传统媒体时代、前互联网时代舆论监督通常是在司法审判公开后才介入，在舆论介入之前案件的审判是在相对纯净、没有受到外界压力的环境下进行的，这样能有效避免倾向性的报道在审判之前破坏司法程序，使舆论监督更具正当性。其次，传媒和司法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平衡、各司其职的位置上，传媒以尊重司法独立为基础，如果司法活动本身已经足够公平正义，那么媒体给予公正的报道即可，如果司法审判存在明显的差错，那么媒体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促进司法公正便是合理的[5]7。

（二）后真相时代：传媒与司法的互动趋于紧张，司法独立性和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

后真相时代放大了社会化媒体的技术偏向，加速了假新闻的传播、扩散了负面情绪的辐射面，特别是反转新闻的频发，导致舆论更易极化[7]61：利用夺人眼球的标题、违背用事实说话的原则、断章取义进行选择性或者编造性报道，不断冲击着公众对于真相和事实的理解。司法律政的基础是案件证据确凿、事实认定清晰，才能量刑适当、法促善治，后真相时代公众视角的事实信息很可能和案件本身相差较远，其引发的舆论监督、民意风向负面化的可能性较高，“舆论呈现出观点先于事实、理性讨论让位于情感诉求的特点[3]23”，且司法舆情的传播速度极快，较传统媒体时代及互联网时代更易影响司法审判的过程。

1.挑战之一：未审先判，传媒先发制人。后真相时代，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媒体为了追求新闻的时效性以提升新闻价值，一般都是先发制人。一旦有可以深入挖掘的新闻，势必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媒体报道新闻事件本是情理之中，可是在司法未审判或者未调查真相之前，舆论已经想当然地认定当事人的各种罪行，这无疑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压力、给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带来干扰、给审判者造成先入为主的错觉，进而影响司法活动的独立性，陷入媒介越界审判的困境。

以“红黄蓝”事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博弈分析。事端是家长反映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存在虐童情况，园中幼儿遭老师针扎、喂白色药片，并且提供了遭针扎的照片。家长举报视频一经发布，各大社交平台一时之间掀起舆论风暴。各媒体不是质疑其中真相让公众冷静，而是指责涉事者天理不容、人神共愤，将视频中“猥亵”、“性侵”等关键词眼放大，并利用韩国电影《熔炉》等进行舆论造势，一时间令公众义愤填膺。媒体的渲染、明星的转发谴责、全民的控诉和审判，更是将舆论推向了高潮。“红黄蓝”事件直接反映了后真相时代未审先判的舆论监督现象，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审判结果未出之前，各方舆论已然认定出多种罪行，如性侵、阴谋论等，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司法机关的审判倾向。

2.挑战之二：被动防守，司法公信力被严重误读。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压力，司法在公众面前表现地更多是一种静态的防守，最终调查的结果再次呈现出后真相式反转。通告上公布网传的幼儿园“群体猥亵幼童”等内容系谣传，并且呼吁公众理性对待网络信息，对于故意制造和传播谣言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严肃处理。对于这样的结果，公众的反应不是为了孩子没有受到性侵而舒一口气，却怀疑、愤怒，甚至叱责司法不公、暗中勾结，不相信所看到的事实，相信的是自己心中已经下过结论的事实，也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情绪去希望那样的新闻是真实存在的，或者对任何调查结论都报之以怀疑的态度，陷入“罗生门”的怪圈。

司法部门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发布通告的官方微博能做地也就是公布事实然后关掉评论，没能以更好的方式来引导公众非理智的情绪，只能处于被动的位置，但这同时又使公众反向以“阴谋论”、“暗箱操作”等逻辑质疑司法的公正性。这也是司法机关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被动地防守和公布结果，而不对公众舆论做出法律性解释，对司法本身的建设绝不是长久之计。

三 媒体与司法互动脱离良性轨道的原因

传统媒体时代以及前互联网时代，传媒与司法的互动总体上是传媒以尊重司法独立为基础、共同促成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过程，如“李某案”审判公开后的舆论监督。后真相时代，社会化媒体社群传播的渗透使很多事件中舆论监督司法过于超前，往往在司法机关还没有对事件进行调查审判之前，就已经对案件本身以及其中涉案人员盖棺定论。后真相时代媒体与司法的互动为何会脱离良性轨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文章来源：《中国司法鉴定》 网址: http://www.zgsfjdzz.cn/qikandaodu/2021/0504/5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