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总态势及知识演化基(6)

其三，从图2可以看出所有合作群的中心节点都是知名高校的法学院，其外围是地方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构，这说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坚力量是高校法学院及教授，由司法机构专业的实践经验为补充辅助。高校教师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良好的学术素养，配合检察审判机构的实践经验总结，可以有效保证研究的质量。

其四，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往年的研究热点领域集中于该政策的基础理论、司法体系改革、刑事裁量程序与刑事和解制度、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等几个方面，而近年的研究则集中在认罪认罚制度试点完善以及多发犯罪治理领域。其中认罪认罚制度研究未以宽严相济为主题，暴恐犯罪等多发犯罪在聚类图(参见图3)中并未单独成为一个聚类，而是归纳在了“特殊人群犯罪”聚类之下。

其五，我国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呈程序化、制度化的贯彻措施主要有刑事和解、社区矫正、认罪认罚制度。其中刑事和解制度于2013年1月1日、认罪认罚制度于2018年1月1日分别开始实施，社会反响良好。而社区矫正制度则囿于缺少专业化的队伍、专门的场所、设施等障碍，实施起来规范化程度不高，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综合治理体系下，社区矫正制度也是减少占用国家治理资源，充分利用社会治理资源的一个尝试。如何吸引更多更有活力的社会资源纳入社区矫正过程中，则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展望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国家提出依法治国而法制尚不健全；国民的权力意识增强但法律常识薄弱；司法系统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被社会舆论所监督，受其影响，司法结果向群众负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现在正处于过渡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背景决定了政策研究仍具有足够的内部动力，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突破。

其一，加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逐步拓展研究的学科范围，为以后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积蓄力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长期聚焦于法学与犯罪学领域，社会学领域只涉及到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解决犯罪问题，即只涉及到政策应用问题而非以社会学角度去反向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果希望实现重大的理论突破，加快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转型，则必须从社会这一“树根”处汲取给养，以社会学的视角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调研。例如，可以用“法社会学”的学科视角，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有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

其二，在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治价值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其治理功能。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在现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话语分析的角度进行政策本身“方法论”的构建。以此“方法论”为“窗口”透视社会问题，提出更为符合当下司法状况的对策建议，以便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大局。

其三，加强科研机构与作者之间的合作。虽然从图2可以看出很多作者与研究机构之间有过相互合作，但从数据可以看出合作次数超过两次的寥寥可数，仍未形成系统的、可持续的研究网络。为有效提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领域的综合科研能力，扩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主要研究力量所在高校可以申请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作为一个长期项目纳入法律政策研究室等研究机构，并以机构为面、个人为线的原则灵活交织穿插，加强相互间的合作。

其四，公安队伍和公安院校积极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参与构建学术共同体。近年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本体”研究倾向于在犯罪学学科视阈下探讨犯罪治理问题，但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公安机关冲锋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是与犯罪分子接触最多的队伍，运用政策打击犯罪的研究应当有公安队伍研究力量的参与。犯罪学是公安学一级学科下的重要分支，是以犯罪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公安院校如果将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会大大提升其专业化水平，并可以展开实证研究进行定量分析，弥补现有研究仅仅依靠定性分析的不足。

[1]谭力文,丁靖坤.21世纪以来战略管理理论的前沿与演进——基于SMJ(2001-2012)文献的科学计量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02):84-94+106.

文章来源：《中国司法鉴定》 网址: http://www.zgsfjdzz.cn/qikandaodu/2021/0414/4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