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科体系重构与全健康社会治理新冠疫情背(3)

目前我国死亡证明书的签发尚不在科学统一的平台完成，疾病和死亡信息的统计准确性也影响我国疾病和人口健康的管理[13]。在美国等法医体系发达的地区，除了医院内因疾病死亡的由医生签发死亡证明（死亡原因明确）外，其他各类死亡均由法医病理学家或验尸官签发死亡证明并明确死亡原因，有疑问者实施解剖，既可以保障对全国人口死亡原因和疾病谱的准确统计分析，也可及时发现人群中新发异常疾病并及时处理[19]。笔者访学的马里兰州（人口6百余万）法医中心[18]，每年审核签发死亡证1万余例，其中5千余例需系统解剖，包括大量的中毒和猝死病例；另外其通过尸检也建立了较完备的组织库（脑、心脏等）。

交通事故死亡原因的判断和研究也是法医学鉴定和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对受伤死亡人员损伤特点的研究，提出对车内人员、行人的保护的建议，促进工业部门研发生产更安全的交通工具，加强了公共安全，这也符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要求。

3.3 法医司法鉴定管理体系和信息化不统一

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应加强司法鉴定统一管理，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不同部门的鉴定管理模式不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死亡和疾病诊断难以统一规范，甚至出现大量错误。以法医学科的核心专业法医病理专业为例，（1）在人员分布上，绝大部分从业人员为警察系统内的侦查技术人员且系警察身份，主要精力是现场调查而不是法医专业工作，专业上也基本只开展命案大体尸检（多数只是结果导向性的局部解剖），其死亡案件信息属于公安管理系统；（2）院校法医病理工作者，有专业优势，但基本工作模式是“游击战模式”，哪里需要尸检就去哪里，大部分尸检在各地殡仪馆进行（解剖室条件简陋），由于条件限制，尸检程序很难标准化、规范化，其死亡和疾病信息管理纳入司法行政管理系统；（3）社会鉴定机构的大部分法医病理执业人员仅仅只能完成病理尸表检验和大体解剖的工作，不能胜任组织病理学工作，院校和社会鉴定机构的涉及的死亡和疾病信息管理纳入司法行政管理系统；（4）高等院校或医院的普通病理工作者基本限定于外科病理，很少能够开展系统的病理尸检工作。这种分散、粗放式法医司法鉴定工作和管理模式是常态，导致我国法医学鉴定和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人口疾病和死亡信息是国家制定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政策的重要参考，由于目前分散、粗放式法医司法鉴定管理模式，导致法医鉴定中涉及的死亡和疾病信息（如传染病、重要罕见疾病、死亡信息等）也没有纳入国家卫生健康管理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中，会导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安全事件不能正常纳入国家整体健康管理体系，影响国家“全健康”治理模式的实施和研究。

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COVID-19）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病理尸检对明确病变特点、病毒分布和靶点及作用机制非常重要，但我国因为法医司法鉴定管理体系不完善、条块分割，作为疫情发现最早的地区，虽分散地开展了一些尸检，但无法统一、规范、标准化、系统的分析相关数据。不同于德国、美国等法医学者的报道价值[6-7]，循证医学价值和科学性大打折扣，鉴定和研究水平不能走向更高的台阶，留下很多遗憾。

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我国构建更科学的现代法医学科体系。

4 法医学科体系构建的模式

目前我国法医系统为多龙治水状态，条块分割明显，不利于法医学科的发展，不利于法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协同发展，对也不利于调查和发现新发疾病和公共卫生健康事件，需要构建现代法医体系。

4.1 法医学与法庭科学概念不清晰

国际惯用概念中，法庭科学（Forensic Science）是指运行科学知识解决法律问题的学科，其学科领域包括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类学等学科[20]；法医学（Forensic Medicine或Legal Medicine）是运用医学专业知识解决死亡原因、死亡时间、损伤、伤残或其他法律问题的学科；法庭科学比法医学概念广泛，前者包含后者[14]。我国的法医学概念是指应用医学、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21]，研究并解决法律实践中有关医学问题的一门医学科学，类似于国际通用的法庭科学概念，导致法医专业人才学习的知识“全而浅”，不符合“精英化”“专家型”法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执业需要。

4.2 法医学科教育培训体系重构

文章来源：《中国司法鉴定》 网址: http://www.zgsfjdzz.cn/qikandaodu/2021/0619/585.html